我们分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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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拒绝,当然,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叙述那段混乱的时光。就像有的基督徒宁愿被打死也不在战场上开枪,键盘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坚持。但或许我们可以讲讲事情的开头,人人都知道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呢,天啊,管他的,说不定创造的是金融和金融危机。
大约在秋天的时候,但一定还没到吃月饼的节气,出版社再一次拒绝了柯向瀛的一部书稿。他那时拼着一口气要向学长自证,每天下班后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自己关在卧室,他在地板上平躺着,在床上侧卧着,他吸烟,喝啤酒,他走来走去,试图把自己倒立起来,让更多的血流进大脑。柯向瀛写了一本虚构的自传,他讲了梆子的故事,方元的故事还有学长的故事,天津那些公园公厕在纸上熠熠生辉,草坪上的精液被超过高中语文词汇水平的汉字装点起来,连避孕套都系上了隐喻的缎带。为这些偷偷摸摸地犯下流氓罪的男人,柯向瀛慷慨大方地贡献出了他全部的修辞——他那么贫穷,没有权势,他只能把比喻句假装成一面盾牌。
他已经尽力写得非常隐晦了,读起来仿佛是蹩脚的诗。但编辑,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编辑有着苍蝇一样的复眼,您休想弄虚作假,您,亲爱的作家同志。
学长的话是抵在胸膛处的匕首,一封封退稿信拍在柄上,刃便一寸寸几乎要触到柯向瀛的心脏了。“至少美国有出版自由”,他说,“文学是轻盈的,宝贝儿,你应该飞起来。”
“我现在就不能飞起来吗?”
“自己看看自己的生活吧。被雨打的话,自由花其实还是会谢的。”
“你怎么敢……”
“呵……不提了,说回来,我不想臧否你的男友,那会给你攻击我的口实,我只是陈述事实:他没有钱,没有学历,你说他在XX工作,听起来像世界上有名的企业,但实际呢,他就是一颗可以被随时替换的螺丝钉。不要再像我们大一时那样谈论爱情了,他给不了你梦里的东西。”
“我的梦里有什么,难道你知道?”
“幸福,自由,当然……还有爱。”
柯向瀛从书架上把大学生们的“红宝书”拿了下来,书架是姜明自己用木板打的,但上面全是作家的书。姜明时不时会抽着翻翻,柯向瀛问他为什么不自己也搞一个,姜明说什么来着?
“我不是这块料。”
他为什么这样不上进呢?怨怼的种子像被春雨浇灌过一样发了芽,这黑色的芽叶像魔法植物一样催动着柯向瀛的灵感,那些蒙尘的故事忽然都被擦亮了,听说在美国连修水管都要好贵,他们那边缺少工人,叫什么,蓝领的稀缺。如果我做离开的姿态,他一定会跟上来。柯向瀛决心推着姜明和故乡作别。
但他还是低估了男友,姜明比柯向瀛更狠,他干净利落地让自己被炒了鱿鱼,而那理由荒唐到可笑。全总那边不知道接了个什么政治任务,忽然就说要尝试建议外企同样建立工会,姜明他们厂现在已经是全外资了,法国管理层一听这个几乎要蹦起来,oh mon Dieu,在比扬古就够烦这帮人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啦!
但谁也没想到,谈判进展地异乎寻常的顺利。杨总经理(马上就是密斯特杨了)本着对工人阶级(和咨询费)深刻的情感回来帮着参谋了一番,法国人恍然大悟,他们按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案,从管理层中构造了一个名为工会的东西摆给全总,又在工人里胡乱挑了俩充数,过去工会代表发言时先代表政府再代表工人,现在把政府换成企业,还是一人两表,换汤不换药,挺好。
纸上工会侵入现实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月饼,黄毛甚至还用糟糕的中文发表了一番不超过五十九秒的关于月亮和工业和凡尔纳的讲话,姜明作为被挑上的工会成员站在前面,他确信在场没人听懂(黄毛选他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天早晨姜明和他擦肩而过,姜明说,嘿,笨猪;黄毛非常感动,他说,嘿,吃了吗)。他忽然想起柯向瀛的小说,月壤中藏着外星人,他们虎视眈眈,对恐龙发动了总攻。姜明并不喜欢这样的故事,他觉得月亮很美,像一个关于希望的许诺,柯向瀛那时赤身裸体躺在他旁边,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好吧,那我为你重新讲一个故事,其实从路易斯米歇尔开始,所有的革命者都被流放到了月亮上。在我们看不见的月背,红色的疯子多得像蔷薇一样。他们吃玻璃,用流星做武器,他们耐心地等着,一代又一代。姜明被他逗得笑个不停,翻身起来拉开柯向瀛的腿,他把重又硬起来的生殖器官插到那个红色的洞中,他问,然后呢?
然后,某一天,一个工人走到了巨大的档案馆里,他是一个那么有好奇心的人,他拿起那封最厚的满是尘土的档案,里面用人类所有的语言记录了这个故事。他力大无穷,既能整晚在床上做爱,也能一口气搬动这样多的白纸。他把档案搬出去,对着广场上的人说,看啊,月亮上还有我们的同志。
但柯向瀛被肏的再也讲不下去了,他尖叫着升上白云,闪电击中他,他便又沉入海底,像兰波那艘喝醉的小舟。姜明只好自己去发挥想象力,他按照小时候听过的英雄传奇去编排接下来的剧情,那个工人或许去按了一个红色的按钮,飞船便从月亮把他们载回来了,从今以后,每个工人都可以操纵流星,老板却没有,于是他们什么都不怕了。
姜明从没想过这个故事还会有别的结果,他听都没听过什么叫反乌托邦。他脑子一热就站了起来,黄毛的嘴巴圆得可以放进鸡蛋,姜明用在机车厂开会提意见的口吻说:“既然我们现在有了工会,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待遇问题了,厂里订的生产任务根本不合理,现在天天加班,工作时间太长,而你们却说什么年底再统一发加班费,这合理吗?”
现在,黄毛的眼睛也睁圆了,像蓝色瓣儿的弹球,“Putain, je me suis persuadé qu’il n’y avait plus de grève dans ma vie.” 他说完,反应过来,赶紧看向翻译,叫他不用理会这句话。
工会的负责人,也就是厂里人力资源部的头,赶紧站出来圆场,他的太极打得没有一个公园老大爷比得上,连杨主任都不如他:过去在厂里,职工反映的小问题基本都能解决,包括但不限于食堂做饭太咸,洗澡水太烫,少算了一天加班费。国企是不敢和员工顶着干的,否则一告一个准,他们的财源攥在市里,但外资企业却不然。
上了岁数的工人端庄地给姜明鼓掌,年轻人则吹起口哨,打起响指,天津方言游荡在厂房里灰绿色的地面和黄色的标示上,他们一直问候到法国人的曾祖母那头,某些姓名里带着De的女士,当她们坐在缎子面的镀金扶手椅上,把腰勒得只剩一把,一张一张往桌子上甩惠特牌时,她们一定没有想过,某天自己会被伏尔泰笔下的文明人在语言里狠狠操干。
姜明带着孩子气的天真说:“我们之前签的工资协议不是这样的。”
但幸好,全总是明智的,他们没有因为一些像姜明这样石头脑子的工会成员的提议就跑去和法国人闹矛盾,他们相信这些工人就仿佛和班主任闹意见的小学生,怒气只能停留一个课间,放学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只是达成了默契,下回和外商集体协议时,全总直接和厂方谈,然后找一个脑子正常听话的工会分代表来签下自己的名字。
后来,到了年底发奖金前,姜明就被解雇了,或者更准确,更委婉地说,他只是没有得到一份新的合同。他自由了。走出工厂大门的那一刻,与其说是愤怒啊或者悲伤,他不过是更多地怀念起自己的摩托,那台蓝色的,轰鸣着的大摩托,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家,这里没有公交车。
郊区的白杨树都秃了,一根一根烟囱呼呼冒烟,因为有大风,天还是蓝得那么眩目,高远,空旷。没有声音从天上降下来,没有雷电、云柱和去他妈的异象。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外星人。没有组织。没有。
他还算幸运,走出不远就搭到了一台小卡车,司机是本地农民,进市里去卖萝卜。姜明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司机临走时送了他两根,他说这是最后一波儿了,明年我家的地就要卖给政府盖厂子,等咱有了钱,我也去你们市里买房子。
姜明抱着萝卜,和司机道了谢,他说,天津真的很好,您以后住进来就知道了。
他说谎了。他心里已经不把这座蓝灰色的城市视为天津。姜明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做了一个好工人该做的,于是他失去了自己的厂子。他想,妈妈,你骗我,我再怎么好好干,他们都不要我了。
那天他回家很早,早到柯向瀛还没把复习资料收起来。他看了看那铺满桌子的白纸,密密麻麻的单词和释义显然不是一时兴起,成片的拉丁字母看得姜明眼睛发晕,红色封皮的书里夹了一张纸,姜明的心跳声能震塌楼房,他拿了起来:《留学时间规划》。他闭了闭眼,仔细地把纸放回去,然后径直走进了厨房,拿刀慢慢切萝卜。
这时柯向瀛进了门,“咦?你回来了!”
原本尴尬是一种几乎不存在于家里的情绪,哪怕在床上,他们都放得很开。姜明这时却感觉自己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他握住刀柄,抬起来,又放了下去。
“是啊,你呢?刚出去了?”
“我下楼拿报纸,可能是和你走蹭了——唉,你还没进屋吧?”
“没有,”姜明垂下眼帘,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柯向瀛的紧张?柯向瀛甚至没有问一问,你今天怎么回来这样早。
姜明又继续假装上了一个多礼拜的班,没人知道他一整天一整天都去了哪里,他出门时照常的几乎不带钱,也没有哪个朋友在街头见过他的身影。别看夏天时天津热得仿佛一个内陆城市,但到了冬天,海洋就显露出它的存在了,它兴起大风,一刮就把成片的自行车刮倒,那风是极冷的,能顺着围巾的缝隙往里面钻。姜明就坐在冬天的风里想着他的生活,梦早就刮散了,他想起柯向瀛说过的那个故事,人一直走到没有路的地方,该怎么办呢?
柯向瀛说,那就哭。但这可不是工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太软弱了,姜明一点都不喜欢。
然后,一天晚上,姜明说,算了,我们分开吧。
这是柯向瀛在1996年听到的对他震动最大的一句话。他当时说:“我听不懂。”
姜明只好重复了一遍:“我们分开吧,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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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构自传:Autofiction。
2、比扬古:巴黎郊区地名,雷诺等企业在此建厂,工会活跃。
3、全国总工会真正推动在私营部门建立工会分支始于1998年,这里是作者调戏时间线。
4、笨猪:bonjour,早上好。Putain……:狗娘养的,我还以为再也我生活里再也没有罢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