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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角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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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想再回忆下去了——与其说不想回忆，更像是不能回忆。那些记忆就像是一张张碎片，我很难将它们拼接成一副完整的样子。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一只手，每当我想到那一刻，它就狠狠地把我推到另一边：那是个笼罩着晚霞的地方，他躺在屋顶上，双手枕在脑后，身体笼在一片橘‍‌‌黄‎‍‌色‎‎‍‌‌的光线里，《费曼物理学讲义》盖在他十七岁的脸上。我拿下那本书，亲吻他，正在这时，我尝到了又咸又热的金属味道。大量鲜血从他的嘴里和腹部的枪眼里涌出来——三十五岁的埃克什尼尔先生在一幢毫不起眼的写字楼上遭到枪击，失血过多而死。

不过几个小时，赌城的记者和摄影师如同一群秃鹫蜂拥而至。他们让我一遍遍地拾起那些我抗拒的记忆碎片，还有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关于他是怎么中枪的、那位穿红裙的女士（也就是辛慕尔）是不是他的情人、男孩是不是他俩的私生子之类。可笑的是，来我这里的记者比辛慕尔那边要多得多：我看起来更像个不痛不痒的人，他们反倒觉得我能够若无其事，置身事外。

不是。

不清楚。

不记得。

不知道。

我来来回回地重复着这几个词。我不记得苏鲁特的手枪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不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怎么学会扣下扳机的——开了枪之后，瓦莱里奥吓坏了。也许因为他觉得辛慕尔与他母亲有些相像，他缩在她怀里，而不是去找帕乔里，显然他同舅舅并不亲近。我脱下外套，团成一团，按在苏鲁特腹部的伤口上，等救护车来。渗进外套中的血液起初是温热的，然后渐渐变凉，同我的左手黏在一起。我的右手发疯一般地抚摩苏鲁特的脸和手掌。他的脸正在褪色，变得越来越白。他神志不清地轻声嘟囔着，试图在表达什么，我俯下身去，听到的句子像是“我疼”和“我冷”。这似乎是他头一回不逞强。他很像一只长满毒刺的贝壳——当外壳被剥走后，那副柔软而脆弱的身躯在空气中枯萎、凋亡。被抬进救护车的时候，他连最基本的音节都很难发出来。他静静地仰躺在一群忙碌的医护人员中间，眼睛凝然不动，瞳孔扩张，嘴唇无声地动着，显得极为乖巧安静，像是在思索一道难解的物理题。

很快，连那张脸我也看不到了。救护车尖叫着离去，碾过一摊泥水，在地上留下两条长长的车辙。我坐进那辆旧雪佛兰的驾驶座，沿着车辙一路狂奔。路上有太多的信号灯，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它们在我的视野里混在一起，扭曲，波动。我想起十八年前那场暴雨，苏鲁特就是这样被带走，在雨中离去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听到了抽泣的声音。我在流泪，在心中苦苦哀求。我想让他活下去。尽管我的理智告诉我，自从第一次离我而去，他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甚至比救护车更快抵达医院。不一会儿，救护车向我驶来，我冲过去。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高个子男护士向我走来，对我摇了摇头。那一瞬间我全都明白了，我感到自己的喉咙被紧紧掐住，头颅沉重如铁。“让我去他身边看一眼，”我说，“就一眼。”护士用审视一个病人的神情审视着我，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我的要求。他的袖口有一抹血，在绿色的布料上呈现棕黑色，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凶手。

“你是死者的亲属吗？”

“也算，也不算。”我沉默了很久，挑选了一个不算满意的回答。“我是他妹夫。”

在开车回去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思索接下来要应对的种种状况。我如何对警察和记者解释这一场惨剧？如何向辛慕尔和瓦莱里奥接受他们的亲人死去的事实？如何让瓦莱里奥明白自己是无罪的，虽然他亲手杀了他父亲？如何向所有人谈论我和苏鲁特之间的关系，是友人、亲人、还是爱人？

我将车停靠在路边，把额头抵在方向盘上，咬紧了嘴唇。我感到腹腔中的内脏在翻搅。因为我突然发现，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接受他的死，也许永远都不能接受。每当我强迫自己面对事实的时候，我的思绪总是滑向十八年前，那会儿，他炫耀自己比我更快读完《费曼物理学讲义》第一卷，挑拨我的好胜心。可我当时只是看着他的眼睛，我在想，他的睫毛多么长啊。这场小小的对决以我胜利而告终：《费曼物理学讲义》对我而言变成了一本基础读物，而他始终没能翻开后两卷。胜者的奖品是一份悔恨——我悔恨于自己的胆怯。他死了之后，再也没人知道我爱他。

更多的时间里，我都对记者的提问保持沉默。我明白，无论自己尝试辩驳什么、否认什么，这件事都会被添油加醋地刊登在低级小报上。而滑稽可笑的人不是他们，恰恰是我：我的沉默是在保护什么人吗？要保护的人已经消亡，像一盘冰块似的被推进太平间，我做的不过是拥抱一团空气，企图用这种方式捕捉他留下的味道——那是一种谈不上独特的味道，混杂着烟味和高级酒店大堂的香薰味，很快就会被人忘记。

我害怕忘记。

“再谈谈吧，”一个记者的问题打断了我的思绪，“您这样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跟埃克什尼尔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从小就认识了，”我说，“他在物理上有惊人的天分。如果他跟我走上相同的道路，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但命运葬送了他。”记者自作聪明地说。

这话不假，但我不愿再把对话继续下去了。笼罩在我心上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立刻找到那个丑陋的帕乔里先生，把苏鲁特没来得及送给他的子弹亲手送进他的头颅。哪怕有一把匕首也好，一条绳索也好。只要能让我亲手杀了他。

但这样的仇恨只持续了很短的一刻。我在走廊里看见了辛慕尔，她仍旧是那副华丽娇美的打扮，但眼妆花了，神情憔悴，看起来像是老了五岁。瓦莱里奥没在她身边——他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沉。医生给他注‍‍‌射‌‍‎‎了‌‍‎镇定剂。我从门缝中看到瓦莱里奥仰躺着的熟睡面孔，他的嘴唇和下颌线条太像苏鲁特了，简直是苏鲁特努力在世界中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

直到辛慕尔拍了拍我，我才意识到自己在门缝边站了很久。她带我走到对面房间的窗户边，向下一指。地上用粉笔勾画出了一个人形。血迹就像一张手掌，在人形的头部印下一个硕大的黑影。

“那是帕乔里。”辛慕尔深吸了一口气，轻声说。“没有人推他，他是自己跳下去的。当时一片混乱，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坐在了窗台上。”

我望着那片血迹，眯起眼。当一个人的仇敌已经遭到了报应，他反而像陷入了一片虚空。仇恨很难再持续下去——我自己是如此，我想，帕乔里也如此。我的视线再次转向门缝中那个男孩酣睡的面孔，我看着他上下起伏的胸膛。

与帕乔里不同的是，我至少有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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